長江學者的身份不吝于一頂華麗的帽子，帶上它身價百倍，令學者與高校趨之若鶩。它所蘊含的意義，除了對學術精英的肯定外，圍繞在其背后的各種資源才是這場“帽子大戰”中的真實原因。

　　1月5日，教育部發布了2017年長江學者公示名單，共有463名建議人選，其中特聘教授148名，講座教授51名，青年學者264人。

　　每一次長江學者名單的公示，都會受到社會的關注，并成為評判高校興衰走向的一個重要標尺。高校也會關起門來，將各家帶著長江學者頭銜的人才細數一番，悄悄與“左鄰右舍”進行數字對比。

　　不僅是長江學者，各類人才計劃已經嵌入到高校學術勞動力市場中，對學術勞動力市場進行著分割。日趨白熱化的人才競爭，將長江學者們的身價不斷抬漲，引得后來者爭做時代“俊杰”。

　　升漲的身價

　　1998年8月，教育部與李嘉誠旗下的長江基建集團投入專項資金啟動“長江學者獎勵計劃”。“最開始在設立獎勵計劃時，有特聘教授和講座教授兩類，2015年增設青年學者項目，但我們平時所說的長江學者，主要指特聘教授。”時代學者網創始人張宏雷介紹。

　　高校面向海內外公開招聘，符合條件者可通過自薦、專家推薦、駐外使領館推薦等方式應聘。長江學者計劃海外通訊評審專家許國昌教授對經濟觀察報表示，在評審過程中，“一般會考量所在高校實力、申請個人學術成果，個人的職務，以及所在平臺的國際影響力。”

　　2011年，教育部調整實施新的“長江學者獎勵計劃”，并延續至今。新計劃由中央財政專項經費支持，繼續實施特聘教授、講座教授項目。

　　調整后的計劃加大了獎勵的力度。其中特聘教授每年150名，聘期為5年，每年20萬元獎金；講座教授聘期為3年，享受每月3萬元獎金，按實際工作時間支付。

　　除了國家財政資金支持，高校作為“引鳳凰”的梧桐樹，對長江學者這類高層次人才給出諸多配套獎勵承諾，人才引進的成本也在逐年升高。

　　去年年初，800萬房補、100萬年薪，出現在華東師范大學2017年高層次人才招聘公告里；南開大學則在誠聘英才的公告中承諾，稅前65—120萬不等的年薪，60—300萬不等的安家費，理工科最高800萬的科研啟動費，高額年薪、解決配偶工作、子女入學等字眼，紛紛出現在高校人才招聘公告中。

　　“長江學者身份對實驗室配套設施建設、團隊建設，科研條件改善，包括個人生活條件的改善都有一定的幫助。”2009年“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山東大學物理學院教授梁作堂表示，在研究生招生指標、“雙一流”建設經費的投入上學校也有優惠政策。

　　從學校層面來看，高校對長江學者等各類高層次人才的執著，源于這些“人才計劃”指標在高校招生、排名、學科評估、經費支持和項目申請等方面發揮的作用。

　　梁作堂認為，長江學者身份的價值，在于能夠增加同行和管理者對學者的了解和信任，進而在招收培養研究生、申請項目等方面獲得疊加的幫助。

　　這種標簽，儼然已成為學術江湖中一種身份的象征，蘊含著諸多或顯或隱的價值。

　　高身價與學術勞動力市場

　　在長江學者光環的背后，是中國高校日益活躍的學術勞動力市場。“長江學者計劃”發揮著精英激勵的效應，同時也是學術勞動力市場內部調節機制的重要一環。

　　不同于單位制時代僵化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自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高等教育對市場不斷吸納。在上海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馬君看來，這種市場化調節機制是一個正常的現象，并且具有必要性，它為人才的流動提供了條件。“在西方的學術勞動力市場中，競爭也是非常激烈的。”

　　“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的嵌入，進一步構建起了以高校教師為主體的學術勞動力市場。一位不愿具名的高校人事處老師認為，要真正理解“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發揮的效用，需要回到當時的時代背景。

　　“90年代，高校的工資結構較為簡單，教師收入水平低，相互間差距小，像是吃大鍋飯，不利于激勵及吸引優秀人才從教。這種人才計劃沒有把優勞優酬體現出來，起到調動學者積極性的作用。”

　　這一點也得到了馬君的認同，“長江學者計劃是一項重要的激勵機制。國家的發展需要有全球視野的高層次人才，在引進海外人才方面，長江學者計劃意義重大。同時，也可以起到示范和激勵的作用。”

　　除了激勵的作用外，長江學者一類的頭銜還有著信號傳導的功能。馬君記得，在一次會議上，他發言結束后，清華大學校長邱勇直截了當地問他：“何為人才？如何得到人才？”馬君分析，從高校管理者的角度出發，“帽子”能夠起到簡化人才識別的作用，“長江學者就是那個起到信號傳遞作用的標簽。”

　　他認為，在外人看來，學者應當是象牙塔中的懸浮一族，淡泊名利、與世無爭，但作為學術勞動力市場中的一員，他們不得不通過頭銜標識自我的能力與價值。

　　時代學者網創始人張宏雷告訴記者，區別于高校中傳統的“中級——副高——正高”職稱分類體系，人才計劃是對高校學者進行分類的另一種形式。“長江學者是國家層面給出的權威評定，并由此獲得普遍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