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年底上市公司沖刺全年業績的時點。而對于屢屢引發公眾關注的銀行薪酬問題，日前北京師范大學公司治理與企業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指數報告 2013》（下稱《報告》），給了公眾解讀金融類公司高管薪酬狀況的另一角度。

　　經濟導報記者從《報告》中了解到，以上市公司薪酬最高的前三位高管為觀察對象，金融類上市公司的高管平均薪酬為232.95萬元，為非金融類公司的3.85倍，上市銀行的高管薪酬更是達到253.53萬元。但與公眾對銀行高管高薪酬的感官質疑不同，《報告》作者之一 ———北京師范大學公司治理與企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華教授18日對導報記者表示，與其高業績相比，銀行高管高薪酬未必存在過度激勵，相反還呈現激勵不足的情況。“當然，缺少競爭，享受著特許權價值帶來的額外利潤，也是金融業高管薪酬較高的主要原因。”他說。

　　銀行激勵不足

　　券商過度

　　“中信證券副董事長殷可年薪990.26萬元，平安銀行)已離任行長理查德·杰克遜年薪795萬元，中國平安董事長馬明哲年薪567.69萬元。”券商、銀行、保險（放心保）三類公司 2012年最高年薪擁有者背后，是《報告》披露的金融類上市公司為數眾多的高薪酬群體。

　　《報告》指出，2012年，2310家樣本上市公司薪酬最高的前三位高管的平均薪酬為63.61萬元，剔除金融類上市公司后的高管平均薪酬為 60.56萬元，金融類上市公司的高管平均薪酬為232.95萬元。

　　在金融類上市公司中，上市銀行的高管平均薪酬為253.53萬元，上市保險公司的高管平均薪酬為215.99萬元，上市券商的高管平均薪酬為 239.62萬元。

　　導報記者注意到，在銀行業高管薪酬前10名中，平安銀行占據4名，除理查德·杰克遜外，前董事長肖遂寧、副行長陳偉、副行長胡躍飛分別以692萬元、617萬元、546萬元分列第二、三、五位。此外，民生銀行占據5席，招商銀行占據1席。前10名中，薪酬最低的也達到380.54萬元。

　　與此相對應，平安銀行前三位高管的平均薪酬高達701.33萬元，位居榜首，排在第二、三位的分別是民生銀行（522.19萬元）和招商銀行（371.77萬元），排名前三位的銀行均為非國有銀行。16家上市銀行中，薪酬最低的三家銀行分別為交通銀行（101.73萬元）、建設銀行（105.47萬元）、農業銀行（106.73萬元），均為國有大型商業銀行。

　　但與公眾的普遍認知不同，在《報告》的評價體系中，銀行的薪酬激勵并不過度，反而有所不足。其中，平安銀行、寧波銀行、南京銀行薪酬激勵適中，其余13家銀行高管薪酬激勵都為“不足”，工商銀行、建設銀行、農業銀行則為后數三位。

　　“一些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絕對值較高，但與其高業績相比，其高薪酬未必存在過度激勵。在強調高管薪酬和貢獻相吻合的標準下，目前金融業高管的薪酬激勵并沒有明顯過度。”高明華說。

　　《報告》也指出，在銀行類上市公司中，非國有上市銀行的高管平均薪酬為340.32萬元，國有上市銀行的高管平均薪酬為186.03萬元，與非國有商業銀行相比，國有商業銀行高管薪酬平均水平較低。

　　而與銀行相比，18家上市券商中，高管薪酬激勵過度的公司占據絕大多數。

　　但從薪酬激勵情況看，除中信證券、廣發證券、海通證券、華泰證券激勵適中外，其余14家券商都存在薪酬激勵過度現象。

　　門檻高

　　利潤率高是主因

　　“薪酬絕對值高的不一定激勵過度，薪酬絕對值低的也不一定激勵不足，衡量高管薪酬合理與否要結合公司業績，即應該考慮相對薪酬。”《報告》的評判原則，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為何其對銀行高薪酬的判斷與普通公眾不同。

　　《報告》指出，金融業有較強的進入管制，過高的金融業準入門檻在降低金融市場風險的同時，使其他行業向銀行業的流動十分困難，進而提高了金融業的平均利潤率，使現有金融業企業缺少競爭，享受著特許權價值帶來的額外利潤，這是金融業高管薪酬較高的一個主要原因。

　　導報記者注意到，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金融業業績高速增長，凈利潤遠超過其他行業，利潤率也高于一般企業。據《報告》披露，所有樣本上市公司的平均凈利潤是8.87億元，平均利潤率是10.35%。而金融業上市公司的平均凈利潤是268.47億元，是全部樣本均值的30.27倍；平均利潤率為 81.83%，是全部樣本均值的7.91倍。高利潤是高薪酬的來源，因此，金融業的高利潤率也從表面邏輯上造成該行業高管薪酬居高不下。

　　《報告》同時指出，金融業是高危行業，除企業日常經營風險外，金融業還面對金融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操作風險等等，這些風險都將直接關系到金融企業的生死存亡。另外，金融業要求高管付出高強度的腦力勞動，尤其是券商，早死率、不育率很高，金融業頻現“非正常死亡”。重負、高危要求金融業支付較高的薪酬，才能留住人才，這也是金融業高管薪酬較高的一個原因。

　　“當然，我們沒有考慮一些國有企業因政府賦予的壟斷資源而帶來的績效問題，從而可能高估公司高管的貢獻。”《報告》也從另一個角度闡明，純理論研究對一些“壟斷”企業激勵不足的判斷并不一定準確，同時也指出，“金融業上市公司同時存在高管薪酬激勵過度和不足問題，這意味著該行業高管薪酬激勵存在兩級分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