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商界過去一年最尖銳的呼吁之一，就是要求政府著手修改與工會簽訂的退休金協議。這一協議超出了合理范圍，沒有說服力，而且會制造分裂。根據協議，公共部門的人(有趣的是，大學講師除外)可以在60歲拿到全額養老金退休，但卻勸誡私營部門的所有人士工作更長時間，而且未來幾年，政府打算把領取養老金的年齡推遲到67或68歲。

　　上述問題絕非只是“英國現象”；在所有發達國家，人口結構的變化都在迫使人們重新考慮退休年齡問題。雖然人們壽命更長，生活更健康，而且希望在過了目前的退休年齡后還能掙錢，感覺充實，但是，告訴人們要向養老金賬戶放更多的錢，而且即使工作到近70歲，可能也只能享受更少的福利，這樣做決不會贏得大量選票。所有人都知道這是必然的，只是沒人肯說出這種令人不快的事罷了。

　　然而，奇怪的是，就在這樣一個艱難時刻，英國石油(BP)竟然選擇讓公眾對布朗勛爵(Lord Browne)的退休年齡評頭論足。布朗勛爵也許是英國最好的首席執行官(CEO)，也是全球最成功的CEO之一。他近日確認，在2008年2月達到公司的強制退休年齡60歲后，將于當年年底退休。

　　當然，股東有權知道公司在繼任問題上的立場。但是，還有一種更廣泛的利益得到最大滿足了嗎？這種利益就是讓社會大眾普遍接受文化上的改變，工作更長時間，那些渴望通過一點表面上的偽善來發政治財的團體就不用說了。現在的呼聲將是：“他可以在60歲退休，我為什么不能？”這個時機選擇得可不太好。

　　英國石油的CEO別無選擇，只能在60歲引退——在競爭日益激烈、全球化程度越來越高的英國，這個問題要求公司董事會重新思考企業的退休政策。雖然尚在討論之中的立法將把這種反思推進到一定程度，但是在競技場一頭的美國與另一頭的中國都沒有讓年齡擋路，在這種時刻，我們確實無法承受英國失去人才的后果。美聯儲(Federal Reserve)前任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60歲的時候甚至還沒有進入職業高峰期。

　　難道要讓經驗極為豐富、社會關系廣泛的政府部門負責人在60歲的時候退休，而他們的政治領袖卻可以像瑪格利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曾經說過的那樣，繼續繼續再繼續？66歲的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曾表示：“我所能奉獻的只有血和汗、苦和淚”，但21世紀的董事會或外交部大概不會聘用他吧。

　　失去年已60卻依然年輕（而不是那些55歲卻已經蒼老）的CEO，還會使公司容易受到競爭對手的沖擊。我記得，在上世紀80年代末，英國一家大型跨國公司的CEO被迫在60歲時退休，結果他加盟了當地一家規模較小的競爭對手，在接下來的5年時間，將其發展為前雇主的眼中釘肉中刺。

　　但是，在CEO（目前非常成功，或不太成功）年滿60，或是過了其它強制性的或合同規定的離職時機，還呼吁他們留任，這本身也有風險(離職不一定就出于年齡因素)。雙方就離職時間達成一致，可以使雇主可以輕松讓手下的人離開，而不會對任何層次的員工造成不利影響。做出“在適當時間離職”的決定是最理想的。并非只有政界人士才會呆得太久，直到招人厭煩。乞求某人留下來，一兩年后又吵著要他離開，這在商界有很多例子。

　　如果說按照新的標準，60歲實際上就是50歲，那么成功的企業如何能保持活力？為何又會對成功的創造者、公司的守護神出這樣一個難題？如果真如報道所述，英國石油董事會在首席執行官的問題上堅持“60歲就是60歲”的立場，這樣做對嗎？這個世界上，有布朗勛爵這種才干的領導者可謂鳳毛麟角。英國需要他在國際市場上為英國石油贏來的實力和尊敬。要想推動英國的就業人口（尤其是在公共部門）接受“推遲退休”的文化，就需要有一兩位備受公眾關注的人物做榜樣，從而為必要的變化做出貢獻。

　　不過，股東們并不希望董事會的規定碰到合適時機就不起作用。連續性和穩定性是兩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特別是英國石油在美國正遭到攻擊的時候。規定應該改變，但不是馬上改變。董事會有時間，過去有，現在還有——時機就是一切。

作者迪格比•瓊斯爵士曾任英國雇主組織英國工業聯合會(CBI)總干事

譯者/ 徐柳 牛薇

（責任編輯：鄧景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