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歲之前，全職太太從來沒有出現在萬丹的人生選項里。但30歲生日那天，她決定辭職，換個活法。

　　結婚三年，萬丹和先生聚少離多。她做咨詢，出差是家常便飯，先生在投行工作，出差加班也是常態。工作日兩人要是能一起吃頓晚飯簡直可以開香檳。有一次萬丹在內蒙古差，電話里跟先生說我們已經42天沒見面了。先生告訴她，其實她從東莞回來去內蒙之前那晚見過。那天他加班到凌晨兩點到家，親了她一口就在沙發睡了，睡到11點、拎上沒拆箱的行李直接趕赴下一趟差的萬丹，壓根兒沒見到早高峰前就開車回公司的先生。兩人就這么錯過了。

　　那年，一個巨大的項目在萬丹生日前兩天正好結束，她計算了一下，認為自己起碼能擁有一周比較輕松的時光。想到和先生已經很久沒有過舒適的日常生活了——屬于年輕夫婦的那種親密而有樂趣相處，萬丹要求他們必須過一個像樣的生日加周末：燭光晚餐，溫泉酒店，去順義騎一次馬，最不濟也要一起打場羽毛球，再看一部電影。

　　生日那天，先生推掉了所有的工作一早就在公司樓下等萬丹。結果晚上6點半他在星巴克吃了個面包，9點去了趟茶餐廳，12點憤怒地找朋友吃了頓夜宵，萬丹還是沒有下班。從天而降的大老板以及“突然制造出來的一堆活兒”讓整個team的人忙到凌晨兩點半。凌晨1點加班加得想吐的萬丹跑到洗手間給男人打電話，對方只說了一句“酒店我已經取消了”就掛了。

　　“我們婚姻狀態必須得調整。”萬丹和先生達成了共識。這兩個都曾留學北美的人拿出一張紙，各自寫下對對方和婚姻的期待，試著像電影里那樣條理清晰地解決問題。他們發現，更溫柔的伴侶、更多的陪伴、更溫馨的家，是兩張紙上共同的答案，而更多的財富則不在最緊迫的需求之列。

　　“必須有一個人為家庭付出更多。”先生的收入約是萬丹的兩倍，要改變的只能是她。最初她想過換一個輕松的職業，比如去國企，甚至考個公務員，但兩人又覺得為了幾千塊錢的薪水讓萬丹每天在通勤上疲憊地折騰兩小時挺不值得。“不如你做全職太太吧。”先生興奮地說，并俗套地來了一句：“我養你。”

　　一個月后萬丹脫離職場苦海。作為從小到大在任何階段都表現優秀的好學生，她立即投入到全職太太這個新的學習中去了。

　　“學做一名妻子”

　　其實，萬丹的婚前婚后狀態變化并不大，他們戀愛時就住在一起，婚后則是急速加劇的忙碌，尋常家庭最頭疼的家務麻煩或者家庭關系的糾紛，對他們而言幾乎不存在，兩人的唯一渴望只在于增加相處時間。

　　而現在，萬丹才發自內心地覺得自己剛剛開始學做一名妻子。每天晚上她會為先生準備好第二天搭配西裝的襯衫和領帶，早餐的花樣輪流變換：鮮榨果汁配蛋糕、牛奶搭面包煎蛋、白粥紫薯油條。她可以煲任何一種湯，烤任意一種糕點，花大半個下午在廚房里準備晚餐成了平常事，然后等待加班被無限延長的老公回家。

　　萬丹一直沒有讓父母知道她辭職的事情，她能設想他們的震怒。“他們會覺得我們投資了這么多讓你受那么好的教育，你居然不珍惜地去做了個家庭主婦。”公婆也不知道，“大概是先生怕他們覺得兒子壓力太大，擔心太多”。她過去的朋友、曾經要好的同事都還在職場忙碌著，她并不想和他們分享如今新身份帶給她的感受。大眾對全職太太的刻板印象是閑得慌、購物、刷老公的卡、一天里花半天做美容。“你去跟人吐槽說你也很累、很迷茫，人家會覺得你得了便宜還賣乖。”

　　全職后萬丹參加了一次之前常年缺席的本科同學聚會，她并非班上唯一一個全職太太，這令她略感踏實。同宿舍的八個女生如今有三個全職在家，一個嫁到德國后就完全沒有了工作的打算，另一個是生孩子后辭職的。去年，一項題為《多少職業女性想當“全職太太”》的調查問卷，吸引了超過20000名女性參與，超過1/3的被調查女性有過或長或短的“全職太太”經歷。萬丹宿舍八位同學中有三個做全職太太的比例，也同這個調查結果多少有點吻合。

　　在這個調查中，為何選擇做“全職太太”，有22.09%的女性表示“為了更好地照顧家人”，21.32%的人為了“生育小孩”，15.10%的人出于　“工作壓力大”。不過，和萬丹同齡的職場女性里，出于第二個原因，也即“為了孩子”而放棄事業回歸家庭的情況最為普遍。

　　在中國的一線城市，白領收入的增長還趕不上一個全日制保姆的人工，5000元的月開銷對于大部分工薪乃至中產家庭都不算輕松，萬丹的室友——她之前是一名注冊會計師，就是在計算過收支比后決定全職的。當然，讓老人來幫忙帶孩子也是一個選項，但那會帶來更多麻煩：生活方式的隔閡，教育理念的差異，對夫妻關系的影響。“你明白的。”室友說，萬丹點了點頭。

　　“沒想到居然是我倆當了家庭主婦。”說來有趣，萬丹和這位室友當年并不算親密，或許正因為她們是寢室里最上進要強的兩個女生。她們如今有了點惺惺相惜的意味。“和別人介紹自己是全職太太，不熟的人會羨慕，說你嫁得好，熟的同學大多會驚訝，會惋惜。而你的日子過得到底是好是壞，除了老公沒人在意，說不定其實他也不在意。”

　　失落與焦慮的折磨

　　全職一年后，萬丹的焦慮感達到了頂峰。作為一名高知女性，她當然知道不能以黃臉婆之姿度日——每天的最大事情變成梳妝打扮等老公下班。萬丹報過花藝班，考過咖啡師執照，兩天做一次瑜伽，還養了一只狗，每天兩趟的遛狗要花去她兩個小時。但她還是覺得孤獨，有時她寧愿走路20分鐘去一個菜場而非小區旁邊的超市買菜，因為可以討價還價，跟人說話。這種孤獨和她在加拿大留學時冰天雪地里一個人寫論文的孤獨不同，“那時你年輕，有夢想。那時你不會想到你32歲的時候在給一個男人洗衣做飯。”她說這話的時候，臉上流露出苦澀的表情，而這決不是她辭職時期待過的樣子。

　　“以前瘋狂出差的時候，感覺一年年都過得很快。現在閑下來，簡直覺得日子漫長得沒有盡頭。”萬丹明白，是因為沒有盼頭——曾經多一天假期、多一場懶覺、一個項目的結束都讓她滿足，而今她不知道盼望什么。先生加薪了，他們換了一次車，他們在婚前就商量好不要孩子，需要操心的事沒有增加。在她的強烈要求下先生休了一次年假，他們一起去了趟馬爾代夫，但他都懶得給她拍照，只想睡覺。對于她花樣翻新的菜式他也不再那么頻繁地夸獎了。萬丹覺得，自己“為婚姻所做的所有犧牲在他看來都是理所當然”。

　　萬丹的室友覺得，既然不是誰都能當職場女強人，全職太太也并非哪個女人都能勝任。“而我們都天生不是這塊材料。”她對萬丹說。她準備等把兒子送進幼兒園就開始找工作，寧愿辛苦也不想繼續閑著，但萬丹沒有她這么篤定。雖然在人生之前的30年，萬丹也這么相信：感覺到自己重要、被需要以及一份豐厚收入的肯定是她活著有意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全職兩年的生活——雖然也包括了種種不甘，令她意識到或許她也并非生來如此。她已經愛上了用松弛的節奏過日子，井井有條地料理一個家，但一個全職太太的意義僅在于此嗎？

　　在超市，在健身房，在咖啡店，萬丹能看到越來越多的年輕女性和自己一樣，帶著孩子或獨自一人，在本應埋頭于寫字樓的工作時段在外流連。能看出有的人自在，有的人沮喪，有的人和她一樣——焦慮。

　　她試圖把全職太太理解為另一種職業，“既然是職業，就有高潮也有低潮，有瓶頸期也有突破。”但她的突破在哪里？難道只能是生一個孩子？萬丹看了兩遍《絕望主婦》，那群住在美景鎮紫藤街的主婦們不管碰到多少麻煩，“起碼她們對自己的身份是坦然自若的。”是只有她一個人感到茫然嗎？還是因為在中國——整個社會環境還沒有準備好迎接全職太太這個群體？

　　“我媽那一輩人，只要是受過教育的，從小被灌輸的都是婦女能頂半邊天——很少有女人會主動放棄在社會里的立足點。到了我這代，整個教育過程中也從來沒有學習過如何做一名好主婦。就算你讀書、職場都是一把好手，回到家里該如何自處，如何將主婦生涯經營得有聲有色，對于我們大部分人來說，還是個艱難學習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