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小李合作的公司因雙方意見不和，小李不辭而別，到外州求發展去了。我留在了紐約。生存的壓力像巨大的鉛板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帶來不多的錢開始像流水一樣花去。我不得不放下架子，開始尋找工作。

　　與我相鄰的上海人阿季來美一年多，什么工都做，現在一家餐館做炒鍋，每天晚上12點才回來。他讓我到職介所去看看。

　　位于曼哈頓中城的堅尼路唐人街是全美最大的華埠之一。華埠正中有孔子的一尊塑像，沿著塑像往東走，穿過鐵橋，便是大大小小的職介所。這里每天都擠滿了人，整整一黑板密密麻麻寫滿了招聘信息。也有的職介所服務員聲音特亮，高聲吆喝，也馬上有人應答，幾句問答便成交。來此找職業的大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機關干部和從福建偷渡來的“人蛇”。福建客對工作從不挑剔，只要有工，馬上就走。我去了3次，始終定不下來。

　　“你斯斯文文的，英語又不好，好工很難找。還是現實點吧，先打打工再說。”東方職介所一位女服務員客氣地對我說。“我看你做做Busboy(餐廳前臺服務生)吧，在前臺工作，也不太累。這里有個工，在新澤西，剛開的店，月薪1100美元，包吃包住。”我委婉地拒絕了她。我聽說餐館太累，一天12個小時，不行，我得嘗試到報社去碰碰運氣。

　　我先打了一份簡歷，然后復印了幾份，上面詳細羅列了自己曾任過什么職務，做了多少年時間的新聞，發表過什么作品等等。我想憑我這點實力，當個編輯還成什么問題?

　　紐約有3家大的華文報紙：《世界日報》、《星島日報》、《僑報》，還有加州的《國際日報》、《神州日報》在紐約設的記者站。當然，也有一些小報。我打聽到《僑報》的觀點是傾向中國大陸的，便決定到《僑報》去試一試。

　　電話聯系上《僑報》鄭總編，他讓我把簡歷傳真過去。3天以后，我打電話問老總，對方回答：“剛收到，我們研究研究再通知你。”一個禮拜后，我再打電話，鄭總一聽，馬上說：“編輯部人手夠了，現在采訪部有一空缺，到社區采訪，但要會英文、粵語，還要有身份。”我一聽，心涼了半截，我英語差，粵語又不懂，更重要的是我沒有合法打工身份，即使編輯部有空缺，我也無法進去。這時，我聯系的《國際日報》老總來信，叫我到加州總社去應試。我不敢冒這個風險，陪了錢不說，還得耽誤這么長時間，而且到頭來很可能又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我開始死了這條心，尋找另外的打工途徑。

　　一天，在報上看到一則小廣告：“工作機會：美國一大公司尋找人才，月薪高，有升遷經理機會。不需英語，只要勤勞吃苦即可。”我趕緊打電話到公司，接電話的是一位小姐，聲音很甜，她約我第二天中午3點與主管中國事務的梁姓經理見面。放下電話，我心里充滿了希望，但又有點納悶：到美國大公司工作，不諳英語，行嗎?

　　公司位于皇后區74街的一棟10層大樓里，年輕的梁經理接見了我，讓我先填張表。填好后，梁先生說：“我們公司準備在華人市場打開渠道。你做過記者，我想你很適合這份工。3天后，你來培訓，具體怎么操作，我們會在培訓會上講。”然后告訴我底薪是跟業績掛鉤的。”我一聽，知道是推銷產品，頓時沒了興趣。

　　如此的招工，我應試了幾次，均無果。甚至有一次某中國公司準備招收我，結果又因我沒有打工卡而告吹。

　　最后，我在人人介紹所，花60美元手續費，找了一份“跟車送衣工”。周薪240美元，早上8點至晚上8點，12個小時。因為這種工是不需要身份的，同最苦最累的餐館、衣廠工一樣。

　　我開始了真正的打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