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沒有到北京之前，我曾經無數次地夢到過自己畢業后的生活：穿著一塵不染的皮鞋，雪白的襯衣，背著真皮的電腦包，在下班的公交或者地鐵上，把筆記本放在腿上開始無紙化辦公。晚上回去約上一個美女，一起去格調高雅的酒吧喝酒聊天，或者到窗明幾凈的西餐廳去動動刀叉。這也是我所能接觸到的時尚連續劇中千篇一律的場景，我固執地相信畢業后我就是那擁有白領子中的一員。

　　6月底，我背著鋪蓋卷，拖著大箱子來到北京。上了一輛轟隆作響的公交車，售票員非讓我再買一張行李票。我把行李放在腿上，誠摯地說：“大媽，這不用買了吧？”

　　那個臉上抹了一層白粉，看不出年紀的售票員臉部肌肉被我“大媽”的稱呼刺激得有點兒抽搐，憤怒地說：“你就是頂在頭上，也要照樣掏錢。外來民工就是沒見過大場面。”

　　我乖乖地交了錢，卻為“民工”這個稱呼傷感了半天。雖然我衣服臟點兒，皮膚黑點兒，但至少也是正規大學的畢業生，和民工不是一個檔次吧！

　　現實在眷顧了我的工作后，開始肆無忌憚地摧殘我的夢想。至今，我還穿著在學校踢球時的破球鞋，套著沒有領子的文化衫。原本以為住在中關村，電腦也會相應地聽話一些，但是破電腦開機時還是比戰斗機響，待機時比拖拉機響。

　　每天坐公交車從西往東穿過北京城，天安門是必經之地，對于我這個從小受的胎教都是“我愛北京天安門”的孩子來說，每次經過卻沒有丁點兒時間下車來感受一些革命氣息是一件比較遺憾的事情。一天，我下定決心拼著遲到扣工資的危險也要去天安門走一走，卻發現自己坐的公交車不在天安門停。

　　我住的小區電梯夜里12點停運，可剛在網站工作的我，有一段時期工作時間是下午1點到凌晨4點。那段時間，我不僅從來沒有看到過日出，還要在凌晨4點爬17層的樓才能到家。對處于渾渾噩噩中的我來說，這無疑是世界上最慘無人道的事。

　　在北京沒什么朋友，沒有加班的周末是最難熬的日子。有一個不是很熱的星期天，我蹲在馬路上看來來往往的寶馬奔馳，還有那些從豪華跑車上走下的時尚性感女子。當城管過來趕乞丐的時候，我也下意識地站起了身，跳上一輛即將開動的公交車。

　　正在擁擠的車廂里左顧右盼時，我忽然看到一只罪惡的手正伸向身邊一位女士的小坤包。我一個箭步擠過去，踩了那女士一腳。那女士“哎呀”一聲，然后轉身用高跟鞋在我腳上還了一下，并且還轉了半圈。

　　我忍。那女士用膩死人的聲音說：“你怎么搞的？沒長眼睛呀？你們這些外地人真沒有素質。”

　　我本來想說：“幾十萬年前咱們都是一樣的類人猿，素質都一樣。”但是我不說話，還忍。那只罪惡的手終于收回去了。正當我覺得自己受委屈值得的時候，那只罪惡的手一拳打過來，“踩了我老婆，還不認錯！”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沖動了起來，不過不是去打架，而是跳下了公交車。臨走前媽媽交代我，去大城市不能跟別人打架，外面跟村里不一樣。

　　來北京，我的交通工具就是公交車和地鐵。地鐵里每個人都戴著耳機，搖頭晃腦地聽歌。我找不到一個猶如全智賢一樣漂亮的醉酒姑娘。坐了幾個月的地鐵，盼望著能見一個全智賢一般美麗或者稍微差一些的醉酒美女，然后把她背回家。但是我見得最多的是醉酒的老頭兒。

　　在人來人往的街頭，我經常傻傻地站在公交站牌旁，考慮下一站的方向在哪里。也許夢想與現實的距離，就像如今從西城到東城上班的距離，橫貫北京，東西相望。